——“如果让你回到中国历史上的某个时代，你会选择哪一个？”

  ——“我一般有两个选择：春秋和盛唐。如果只能选一个，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生活在公元8世纪，大唐的西域。”

  那个时代，中国正享受着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——事实上，整个亚洲正经历着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。亚洲最西端，刚刚兴起的伊斯兰，仅仅一百年的时间，已经成为跨越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，而伊斯兰狂热的宗教战士们，正觊觎着东方的遥远文明；世界屋脊上，刚刚统一的吐蕃，正在经历藏族历史上仅有的两百年强盛帝国岁月；盛唐，虽然内忧渐现，这个时候仍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度；甚至连亚洲一隅的高丽，都能够强大到用区区百万人口的国家力量，独立抵抗隋朝百万大军压境，直至把大隋拖垮。

  而在这个亚洲极盛的时代，西域是各方力量角逐的沙场，更是文化碰撞的熔炉。

  这个时代，玄奘刚刚走过这里，经过西域三十六国（或者七十二国），取回了佛经——而如果他晚200年，也许取回的就是可兰经了。

  这个时代，李白在中亚草原上的安西重镇呱呱落地，随后，以放浪形骸的侠客诗歌，在中华文明闪耀了一千多年。

  而这个时代最吸引我的，不是这单单的“文化”——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，文化的遗产太多了——而是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气质，那种长河落日，戎马天涯，文功武略和悠悠离愁的奇特混合物。

  至文至雅如李白，都可以精熟文功武略，手刃数人，洞庭湖边临猛虎而气淡神闲。那个时代的人，该有多豪迈？

  那个时代，高仙芝为了惩罚远在巴基斯坦的叛国，率军一万，奔袭一千公里，翻过帕米尔高原，穿过海拔4000米，长几百里的冰川，行军至此，面对以逸待劳的吐蕃万余守军，还能杀敌五千，俘敌一千——而拿破仑在一千年后，也仅仅是翻过了一个阿尔卑斯山而已。

  那个时代，一个小小的唐朝使臣，指挥借来的西域属国的区区几千士兵，就可以在远离国土的印度本土击败几万雄伟的印度象兵，甚至把中天竺国灭掉。

  这个时代的中国人，尚武却足够文明，更可贵的是，他们的尚武建立在个人的勇敢和军事素养上，而不是野蛮的穷兵黩武。

  那个时代，薛仁贵征讨吐蕃，只能带五万士兵，整个大唐节度边防的总兵力，一共才49万，而吐蕃一次决战，就可以发动40万军队围攻薛仁贵。——这个时期，西域的战事上，大唐处处显出武力的窘迫，而恰恰是这种窘迫，才彰显这个盛唐是真正人才的极盛、文明发展的极盛……于是，那段历史，才有了那么多的“单骑独闯敌营”，“百骑夜袭敌营”，才有了那种独特的气质，一种悲壮，一种以文明的少数对抗野蛮的多数的悲壮。

  于是，虽然薛仁贵的五万唐军最终在四十万吐蕃军前全军覆没，但自始至终却不输气势；高仙芝的两万军队加一万盟军面对十五万阿拉伯联军，唐军战斗力和装备技术占据优势，甚至围攻敌人数日，只是由于盟军倒戈，才兵败而归。

  西域之于大唐，没有任何经济和文化的利益诱惑，只是由于地处几大势力交汇处，战略需要而艰难经营150年，而这150年，大唐在西域管辖西至里海，南到巴基斯坦，北到巴尔喀什湖，而安史之乱后，后来的朝代再没能将影响重新播种到这里。

  中国毕竟只是想保护富饶的内陆地区不受袭扰，不像虔诚的伊斯兰宗教战士，狂热地想要让阿拉的光芒照耀世界，更不像吐蕃原始的野蛮诉求，勇猛的武功后面，只是想掠夺奴隶和土地。

  而这样没有目标的征战不是没有意义的，意义其实更多地体现在它的过程中，而不是做的结果。

  当安史之乱后，吐蕃趁乱占领世界第一大都市长安，却仅仅待了十五天就不得不主动弃城离去；当河西走廊被吐蕃占领已经一个世纪，当地老百姓仍然自发起义，不费朝廷一兵一卒把吐蕃赶走，并自发恢复大唐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；甚至，在河西被占领，西域自此与王朝隔绝，大唐镇守西域的都护府官兵们，硬是在没有任何中央指挥和补给下，虔诚地坚守边防40年，直至最终被汹涌的西域牧民吞并……我看到的，是一个生机勃勃，尚武崇文又有极强向心力的民族，在强敌林立的时代，不仅优雅地发展了自己，也将民族的活力辐射到了国门外，甚至，即使战败了，也能那么深远地影响了世界——至少，曾经在大唐管辖下的，后来被阿拉伯发展成为伊斯兰名城的撒马尔罕，靠着唐朝的俘虏，成为了西方世界第一个造纸中心。

  而这种成就之下，我们又何须多此一举地声明：这是愚忠，对一个王朝的“家天下”的忠诚，是迂腐的。

  其实，只要你能让国民自豪而立，不离不弃，“家天下”又如何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