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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时明月

  ——“如果让你回到中国历史上的某个时代,你会选择哪一个?”

  ——“我一般有两个选择:春秋和盛唐。如果只能选一个,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生活在公元8世纪,大唐的西域。”

  那个时代,中国正享受着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——事实上,整个亚洲正经历着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。亚洲最西端,刚刚兴起的伊斯兰,仅仅一百年的时间,已经成为跨越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,而伊斯兰狂热的宗教战士们,正觊觎着东方的遥远文明;世界屋脊上,刚刚统一的吐蕃,正在经历藏族历史上仅有的两百年强盛帝国岁月;盛唐,虽然内忧渐现,这个时候仍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度;甚至连亚洲一隅的高丽,都能够强大到用区区百万人口的国家力量,独立抵抗隋朝百万大军压境,直至把大隋拖垮。

  而在这个亚洲极盛的时代,西域是各方力量角逐的沙场,更是文化碰撞的熔炉。

  这个时代,玄奘刚刚走过这里,经过西域三十六国(或者七十二国),取回了佛经——而如果他晚200年,也许取回的就是可兰经了。

  这个时代,李白在中亚草原上的安西重镇呱呱落地,随后,以放浪形骸的侠客诗歌,在中华文明闪耀了一千多年。

  而这个时代最吸引我的,不是这单单的“文化”——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,文化的遗产太多了——而是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气质,那种长河落日,戎马天涯,文功武略和悠悠离愁的奇特混合物。

  至文至雅如李白,都可以精熟文功武略,手刃数人,洞庭湖边临猛虎而气淡神闲。那个时代的人,该有多豪迈?

  那个时代,高仙芝为了惩罚远在巴基斯坦的叛国,率军一万,奔袭一千公里,翻过帕米尔高原,穿过海拔4000米,长几百里的冰川,行军至此,面对以逸待劳的吐蕃万余守军,还能杀敌五千,俘敌一千——而拿破仑在一千年后,也仅仅是翻过了一个阿尔卑斯山而已。

  那个时代,一个小小的唐朝使臣,指挥借来的西域属国的区区几千士兵,就可以在远离国土的印度本土击败几万雄伟的印度象兵,甚至把中天竺国灭掉。

  这个时代的中国人,尚武却足够文明,更可贵的是,他们的尚武建立在个人的勇敢和军事素养上,而不是野蛮的穷兵黩武。

  那个时代,薛仁贵征讨吐蕃,只能带五万士兵,整个大唐节度边防的总兵力,一共才49万,而吐蕃一次决战,就可以发动40万军队围攻薛仁贵。——这个时期,西域的战事上,大唐处处显出武力的窘迫,而恰恰是这种窘迫,才彰显这个盛唐是真正人才的极盛、文明发展的极盛……于是,那段历史,才有了那么多的“单骑独闯敌营”,“百骑夜袭敌营”,才有了那种独特的气质,一种悲壮,一种以文明的少数对抗野蛮的多数的悲壮。

  于是,虽然薛仁贵的五万唐军最终在四十万吐蕃军前全军覆没,但自始至终却不输气势;高仙芝的两万军队加一万盟军面对十五万阿拉伯联军,唐军战斗力和装备技术占据优势,甚至围攻敌人数日,只是由于盟军倒戈,才兵败而归。

  西域之于大唐,没有任何经济和文化的利益诱惑,只是由于地处几大势力交汇处,战略需要而艰难经营150年,而这150年,大唐在西域管辖西至里海,南到巴基斯坦,北到巴尔喀什湖,而安史之乱后,后来的朝代再没能将影响重新播种到这里。

  中国毕竟只是想保护富饶的内陆地区不受袭扰,不像虔诚的伊斯兰宗教战士,狂热地想要让阿拉的光芒照耀世界,更不像吐蕃原始的野蛮诉求,勇猛的武功后面,只是想掠夺奴隶和土地。

  而这样没有目标的征战不是没有意义的,意义其实更多地体现在它的过程中,而不是做的结果。

  当安史之乱后,吐蕃趁乱占领世界第一大都市长安,却仅仅待了十五天就不得不主动弃城离去;当河西走廊被吐蕃占领已经一个世纪,当地老百姓仍然自发起义,不费朝廷一兵一卒把吐蕃赶走,并自发恢复大唐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;甚至,在河西被占领,西域自此与王朝隔绝,大唐镇守西域的都护府官兵们,硬是在没有任何中央指挥和补给下,虔诚地坚守边防40年,直至最终被汹涌的西域牧民吞并……我看到的,是一个生机勃勃,尚武崇文又有极强向心力的民族,在强敌林立的时代,不仅优雅地发展了自己,也将民族的活力辐射到了国门外,甚至,即使战败了,也能那么深远地影响了世界——至少,曾经在大唐管辖下的,后来被阿拉伯发展成为伊斯兰名城的撒马尔罕,靠着唐朝的俘虏,成为了西方世界第一个造纸中心。

  而这种成就之下,我们又何须多此一举地声明:这是愚忠,对一个王朝的“家天下”的忠诚,是迂腐的。

  其实,只要你能让国民自豪而立,不离不弃,“家天下”又如何呢?